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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教育创新

来源:教研室 作者:陈志明 编审 :猎眼 录入:覃业彦 发布时间:2019-06-03 15:13:56 浏览数: 【字体:

“五问”教育创新

(石门县教育科学研究室  陈志明)

(按:为了参加2019年5月30日举办的全国、省、市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石门教育工作座谈会,根据会前安排给我的议题,我草拟了一份座谈会汇报材料:《教育创新的现状与思考》。本文即节选自该材料的“思考”部分,节选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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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

当时髦进入时,常识也就引退了。

                                       ——法国谚语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县教研室的一名教研员,从事专职教研工作15年。我一直有一个不怎么好的习惯,就是对工作本身的合理性喜欢前思后想。有的想明白了但不敢说,有的却到现在依然没有想明白。可以说,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困惑,在困惑中纠结,这不仅是我的职业方式,也是我生活的基本形态。我心里也明白这是自寻烦恼,自讨没趣。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一直羡慕别人活得轻松,很想向别人学习做个简单的人,却怎么也做不到。

教研工作不管人、不管钱,也不管设施设备,在外人看来是一些务虚的工作。但务虚的工作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正确的、科学的教育决策,其前提是对教育的正确理解与认识。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讲一讲。当然,这些想法只是其中很少的、比较好讲的几个——“真话不全说”嘛。说出来的这些想法其实是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一定能下一个明确的结论。假使这几个问题在大家听起来有点别扭,那一定是我缺乏表达能力,我纯粹的愿望和真诚的态度是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但愿大家能从我的初衷出发理解我说的话。我不知道这几个问题能否引起大家的关注,能否为大家建议政府决策教育时提供一点启发、一点参考。如果我说得不好,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1问:教育改革是要胆子大、步子快,还是要谨小慎微?

教育创新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教育改革是教育创新的手段。我理解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中性词,因为如果通过教育改革没有带来教育创新的正面效果,这样的教育改革是不足取的。我是赞同教育改革的,因为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早在十几年前,针对教育不争气而发的“钱学森之问”,已是众所周知。但我们谈教育改革、教育创新,是否需要弄清一个前提,就是教育是否改得越快越好、创得越新越好。

单就基础教育课程目标而言,二十年间就换了三套概念,先是“双基”,后来是“三维目标”,现在又是“核心素养”。我总觉得作为顶层设计,不宜变来变去。十几年前说它如何好、如何先进,只过了这些年它就不好了、不先进了,难以说得过去。再比如新高考改革,上海、浙江两地的试点,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社会上的疑问还是比较多。如果说它很成功,好像也不是。不然,我们湖南作为第三批新高考省份,若有成功经验的借鉴,就不会犹犹豫豫,反复研判,修改33稿后才出台《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我想,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教育创新,其实都带有实验的性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为了“大炼钢铁”砍掉了大片的森林,十年、二十年,树木就长好了,环境也就青山绿水了。但教育是否有些不同呢?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十个好主意也弥补不过来。我们在农田中实验新的品种,实验错了,只是一季没有收成,下一季不搞实验就是了。但教育改革可能不一样,因为它的对象是人,是学生和学生的命运,它牵涉到一代或几代人。学生不应当成为试验品,不应当成为小白鼠。教育改革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少搞一点日新月异,少追求一点立竿见影。

2问:教育信息化是创新了教育,还是为难了教育?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创新的重要手段。我不反对教育信息化,但反对教育过度信息化;正如虽然没有人反对医疗,但人们都反对过度医疗一样。我对教育信息化的这一态度,并不是主观上的臆造,而是由于我深受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是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认为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社会必然是病态的社会。这一社会学的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对教育的分析。比如现在认为教育信息技术万能的工具理性得到充分发展,而追求教育内在精神的价值理性边缘化。我们一讲到“教育现代化”,就是一味地讲教育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教育信息化。其实教育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人不再是无条件听话、无条件服从的孩子,不再是只有肠胃而没有头脑的中世纪的奴仆,而是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现代公民。这种重视工具理性的状况,使教育成了很多人手中的工具:无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把教育看作市场当成赚钱的工具;不遵从教育宗旨和教育规律,把教育冒进当成提高政绩的工具;不重视学生身心健康,把提高考试成绩当成获取荣誉的工具。因此,工具理性至上,使得教育造成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教育究竟是什么?如果教育就是唤醒灵魂、完善人格,那么,我们就应当用优秀的灵魂塑造更优秀的灵魂,用高尚的人格培养更高尚的人格。做好这一点,究竟是靠移步换形的“技术玩弄”,还是靠碰触心灵的“人生点化”?教学又是什么?如果教学在氛围营造上,是安静环境下的内心对话、沉思默想、修身参悟,那么,信息化教学就是敲锣打鼓对着干的一出大戏;如果教学在认知训练上,是链条式的不容割裂的逻辑推进,那么,频繁的白板展示就是一把“庖丁解牛”的屠刀;如果教学在资源利用上是优质经验的共享,那么,便捷的网上抄袭就培养了大批不动脑筋的懒汉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巨婴;如果教学在课堂品味上需要教师基本功的积淀,那么,网络依赖就洗掉了教师的知识记忆,电脑打字就伤害了教师的写字水平,教具诵读就败坏了教师的语言能力。人类自从发明和使用工具以来,工具每先进一步,人的自身生存本能就丧失一步。医疗技术越先进,医生看病的能力越差,教育技术越优良,教师教学的基本功越差,这是明白人一看就懂的道理。

现在,很多课都像“唱戏”课。头戴一耳麦,腰缠扩音器,左手托个平板,右手执根教鞭。全副武装备好各类行头,整理周正款款走上讲台。然后拉开幕布似的黑板,把白板打开。接下来就要连好网络,插好课件。别忘了,还有一件不起眼的行头——电子感应笔;手里暂时拿不下,但要记得它在哪儿,不然,那白板还“西沃”个屁。经过一番周折,道具齐了,景也布好了,脸上的脂儿、粉儿什么的,早在家里的镜中抹得浓淡刚好,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终于可以开腔了。教师是否可以尝试一下不要这些行头的“裸课”,看看自己还有几样东西能吸引学生?咱不演戏,只上课。现在,很多课都叫“智慧”课。“当时髦进入时,常识也就引退了。”基本的教育常识、原理、规律都难以遵从,我们究竟是把学生教得越来越智慧,还是越来越愚蠢?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互联网+教育”说成是“智慧教育”? 现在,很多课都是“背离”课。一次,我听一堂历史课,教师白板教学很熟练,但爱国主义讲得很笼统。下课后,我问一群学生:“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学生异口同声:“好东西!”我又问:“日本人侵略中国,同样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是最激进的爱国主义,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也是好东西吗?”所以对爱国主义也要分析,也要讲前提。像这样的课,背离课程特点,将立德树人教条化;背离教学原则,将手段与目的颠倒。这样的课实在不是少数。

3问:面对新高考,是要研究教育学还是研究博弈学?

新高考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学生的“选课走班”,其初衷是培养个性化、多样化人才。但从目前的做法来看,“选课走班”难度很大。有人说,能不走班就尽量不走班,给学生几份“套餐”就行了。我们与改革的初衷是渐行渐远。特别是,学生的“选课”首要的不是依据 “分数优先”、“兴趣优先”,而是要按照“避强”的原则研究“占位优先”。学生主要的不是从学科兴趣出发选课,学校主要的不是从人才培养出发走班。研究“占位优先”才是关键!高校“2选1”两科在湘招生占比是多少?全省“2选1”的学生占比又是多少?学科占位的大数据怎么来?如何保证我选考的科目不是强手扎堆?学校与学校之间如何避开强势科目?怎样的科目组合才是考生、学校的强势组合?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求我们重新研究。真他妈有意思,我们白学了那么多教育学,因为教育学面对这些问题只有瞪白眼的份。我看重要的是研究博弈学,研究“田忌赛马”。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由趋利避害带来的投机心态则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在一些已经实施新高考的地方,有些重点高中的学生就放言:就是第一次外语考试考满分,也要参加第二次考试,目的很阴险,就是把竞争对手的占位给压下去。从博弈学出发指导学生选科、参考,这是否把学生引向了成人世界的勾心斗角?是否扭曲了人性?是否有点反教育?

4问:分数固然是公平的尺度,是否也是教育的魔咒?

毫无疑问,学生在考试中的原始分数是最公平的,不然,浙江新高考也闹不出英语“加权赋分”的笑话。分数是最有说服力的,不然,石门的高考成绩也不会给石门人戴上很多的光环。但是,在教育评价中,什么都往分数上面靠,事情往往变得始料不及。比如,中考把体育按40分纳入考试,结果许多学校的体育课全部成了跑步课。学生原来喜欢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可以按兴趣各取所需,但现在,学生害怕单一枯燥的体育课。我们出于良好的愿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加强对小学的文化课抽测,结果许多学校就大搞文化课教学,不能全面落实国家课程计划,“阴阳课表”屡禁不止。我们希望教师勤奋敬业,学生吃苦耐劳,在小学管理上加点压力,从中年级开始多抽测一个年级,结果中年级的学生因年龄太小,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便产生厌学情绪。我常常想,把工作压力传递到教师身上即使无可厚非,但教师的压力必然会像涟漪一样传递到学生身上;给学生一定的压力即使也无可厚非,但当学生承受的压力与其年幼的身心承受能力不相称时,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我们办教育的初衷在哪里?分数评价固然最省事,但分数评价却步入助长应试教育的怪圈,所以省市不发高考成绩,怕了这个魔咒。于是我们探索学生素质评价,但当社会诚信系统尚未建立,新高考中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却让人左右为难。有人认为,综合素质评价难以操作,在高招中作用又不大,干脆可以不搞。我们的教育评价究竟何去何从?

5问:有些问题,究竟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应试教育的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道理很简单,这不是教育问题。我们国家人口多,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而经济现代化尤其是智能化导致产业对劳动力要求的数量却越来越少,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必须通过教育来竞争饭碗。为什么学生不愿读职高?因为社会的分工、分层是显而易见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我们的传统观念,读职高的学生很多还是落入了底层社会。为什么学校的教师越来越忙,而且忙的不是教学?因为学校、教师忙的社会性事务太多,他们不能静下心来搞教学。还有,为什么任正非对国人讲:“中国将来要和美国竞争,一定要通过教育”?还说:办教育就要“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因为教育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的师资越来越不是那些最优秀的人。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重视不够,专业化程度不高;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虽然喊的多,但落实的还是不够;“特岗教师”大多是无业可就之后的无奈选择。一句话,如果把社会问题当教育问题去看待,硬要教育去解决一些社会难题,教育只会难上加难。

很多时候,我在工作中总是徘徊不前,不是因为惧怕工作任务繁重,而是因为我总是不听使唤地问一件事的对错。工作中有很多事老是想不明白,或者想明白了,那件事明明就是错的却又不得不做,这种内心的冲突是无以言表的。

教育是一项为将来而计、为子孙而谋的事业。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自责。如果这些问题是真问题,在我这一代人手中又没有得到改善,我就为后人种下了罪孽。每一次对教育的思考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惩罚。因为这些罪孽如果是我们这个社会千千万万的人共犯的话,那么,在这个“共犯结构”中,我这个教育的局内人更加难辞其咎。而随着年纪的老去,我愈发增强了对自我的憎恨。

叔本华早就看透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分量。”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确有几个是对教育缺乏诚意、缺乏研究而又大放厥词的人。我明白我在他们心中是个什么东西,我尽力躲开他们鄙夷我的目光,知趣地与他们站开一段距离,实在免不了与他们中的某个人接触,我也会立马转过身去洗洗手。

我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因为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隔了千山万水,而是对工作、对生活持了不同的意见。意见不同,咫尺也是天涯。

我得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它是我生活的理由,这就是我曾经对教育作过思考,并将继续思考。

                                      2019年6月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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